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复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今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占地面积约72万 m2,现有房屋9 000余间[1],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这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古建筑,代表着我国古代建筑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最高水准,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亦具有典型代表性。紫禁城古建筑无论是建造还是修缮,都富有神秘的文化色彩,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屋顶宝匣的安放。在屋顶施工结束前,施工人员往往要郑重其事地在屋顶正脊中部预先留一个口子,称之为“龙口”,尔后会举行一个较为隆重的祭祀仪式,由未婚男工把一个含有“镇物”的盒子放入“龙口”内,再盖上扣脊瓦。该盒子被称为宝匣,而放置宝匣的过程称为“合龙”。紫禁城宫殿建筑屋顶放置宝匣,与民间传统建筑文化习俗密切相关。我国民间盖房上梁时有悬挂“上梁大吉”字条、抛元宝、安放镇物等祈求平安的祭祀方式,以希望实现吉祥喜庆、国泰年丰的愿望[2-3]。类似地,紫禁城古建筑中屋顶安放宝匣及“合龙”仪式,充分体现了皇家建筑的重要性及古代帝王对宫殿建筑保持稳固长久的祈盼,并通过把这种愿望藏在建筑物中间的方式予以表达。从文化角度来看,紫禁城古建筑屋顶宝匣、镇物及“合龙”仪式与我国古代驱邪避灾的祭祀文化密切相关,而已有相关研究则很少。本文试图以紫禁城古建筑屋顶宝匣为例,对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以推进我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
所谓宝匣,即装有“宝物”的盒子,其中的“宝物”用于建筑中时,多为驱灾辟邪物品。故宫博物院在历年的古建维修过程中,已逐步发现各建筑屋顶的宝匣。这些建筑主要包括:太和殿、保和殿、武英殿东配殿、储秀宫后西配殿、储秀宫、储秀宫东配殿、丽景轩、翊坤宫东配殿、玄穹宝殿、奉先殿、奉先殿后殿、西华门、永寿宫前殿、永寿宫后殿、太和门、协和门、慈宁门、慈宁宫、寿康宫、昭德门、大高玄殿、宝华殿、漱芳斋、养性门、体和殿、承乾宫、承乾宫后殿、毓庆宫、颐和轩、景祺阁、翊坤宫、平康室、坤宁宫西暖殿、坤宁宫东暖殿、贞度门、养心殿等。图1即为部分古建筑屋顶上的宝匣。不仅紫禁城,与皇家建筑相关的苑囿、陵寝建筑内亦埋设有宝匣[4-5]。
a—慈宁宫; b—宝华殿; c—大高玄殿; d—养心殿。
图1 紫禁城部分建筑屋顶的宝匣
Fig.1 Costful box of part of buildings in the Forbidden City
根据殿宇不同,宝匣的尺寸不一,质地及纹饰各异。从已发现的宝匣看,其质地大致有铜、锡、木三种。从形状来看,宝匣多呈扁方形。其中,铜质宝匣制作较为精美,表面镀金,有的还刻龙凤双喜图案;锡质宝匣制作比较牢固,有的无纹饰,有的则表面彩绘龙纹,如图1d所示养心殿宝匣,表面有青龙彩绘,龙头前面有宝珠一颗;木制宝匣取出时有损坏现象,其色彩有原木色、红色,有的亦绘有纹饰,如图1a所示慈宁宫的原木质宝匣上就绘有金龙纹图案。宝匣的尺寸大小不一,目前主要测定的宝匣尺寸有(长×宽×高):太和殿28.5 cm×24.5 cm×7 cm,皇极殿25.6 cm×21.6 cm×6.6 cm,太和门宝匣42.2 cm×18.6 cm×5.8 cm,昭德门宝匣30 cm×25 cm×8 cm,贞度门宝匣28.4 cm×21.4 cm×5.9 cm,平康室宝匣42.1 cm×28.8 cm×5.5 cm,养心殿宝匣27 cm×27 cm×6.5 cm等。
从发现的宝匣来看,其安放位置一般位于建筑正脊正中。所谓脊,就是沿屋面转折处或屋面与墙面、梁架相交处,用砖、灰、瓦等材料做成的砌筑物。脊兼有防水和装饰作用。正脊,则是指沿着前后坡屋面相交线做成的脊。正脊往往沿桁檩方向,且在屋面最高处。古人用龙口来形容这个位置,充分反映了其重要地位。我国古代建筑的初次营建过程中,工人在砌筑正脊时,一般由两端向中间垒砌脊筒,然后会提前在正脊正中留一个口子暂时不封瓦,称为“龙口”,“龙口”深约0.5 m,长和宽略大于正脊所用单块筒瓦的平面尺寸,以便于将宝匣放入龙口。在建筑施工快要完成时,工人会在“龙口”内放入宝匣,安放的过程称为“迎龙口”。如图2所示为2016年11月9日大高玄殿宝匣迎龙口的照片。“迎龙口”后,工人(未婚男工)再把最后一块正脊瓦合上,表示该建筑的屋顶部分施工全部完成,预示工程的完整性,该过程称为“合龙”[6]。为保持宝匣干燥,在“合龙”时,工人还需要在“龙口”附近放很多吸水的木炭。在古代不光宫廷建筑的屋脊正中要放宝匣,民间建筑也有此习俗,只不过宝匣内的具体内容与宫廷建筑有区别,故工匠中有“瓦匠不合空‘龙口’”的说法。而当古建筑历经时间长久需要进行修缮时,在拆卸屋顶前,工人会把宝匣从“龙口”中取出来,该过程称为“请龙口”。如图3所示为2018年9月3日养心殿宝匣“请龙口”时的照片。从照片中可见,宝匣四周有锡制的面框防护,以利于防水、防腐与防虫。宝匣被取出后会进行保护,待建筑修缮完工时再放回正脊内。
图2 大高玄殿宝匣迎龙口
Fig.2 The put back of costful box of Dagaoxuandian palace
图3 养心殿宝匣请龙口
Fig.3 The put out of costful box of Yangxindian palace
作为清代皇家建筑完工前的倒数第二道工序(最后一道工序为悬挂匾额),紫禁城古建筑的宝匣在合龙时,一般会举行重要的祭祀仪式。如太和殿在“合龙”前,首先由礼部钦天监(掌管天象的官员)选定良辰吉日,“合龙”时要有一名大臣念祭祀文,文武百官须穿朝服在午门内齐集,内阁大臣及侍卫于太和门内聚齐。祭祀时分翼排班站立,正使大臣、执事官员和匠作首领还需身披彩色缓带、官帽上簪有一束花朵,以表示喜庆之意[4]。其他皇家建筑在“合龙”时亦有类似做法。如《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载有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初八,承天门屋顶施工快完成时,顺治帝下令将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并“挂牌板,置金银钱于木梁上之瓦上,行礼,派工部尚书固山额真兰拜行祭礼”[7]。《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十六记载天坛皇乾殿快竣工时,“其安吻、插剑、合龙、门悬匾额照例遣官祭司工之神,祭文由翰林院撰拟,承祭官由太常寺奏遣,龙旗、御仗、裹金银花等项由工部制造,缎绢等物由户部移取”。其中“安吻、插剑”均属于正脊两端龙头装饰做法,而正脊合龙时所需的祭文、仪仗、服饰等物由不同部门官员负责。又如清代廷昌所撰《惠陵工程备要》卷一载有惠陵隆恩殿竣工时的合龙做法,即“(光绪四年)五月十七日辰时,遵照钦天监择定吉期,谨将隆恩殿正脊合龙,并将宝匣安奉妥协,监督各员行一归跪三叩礼”。相应地,在当今开展对清代皇家建筑的保护维修后,其竣工合龙亦有上述类似做法。如2002年克勤郡王府复建竣工时,施工人员会在正脊中间埋设宝匣,内放镇物,并附有写着“克勤郡王府复建工程于二零零二壬午年修建由长城古建公司侯景龙指挥完成公元二零零三癸未年竣工”字样的红布;合“龙口”上宝匣前,先要举行摆三牲祭神的仪式,以示庄重[8]。
2007年9月5日9点,故宫博物院在太和殿大修结束前,举行了隆重的宝匣“迎龙口”仪式。太和殿宝匣为铜质抽屉式,表面鎏金,刻有龙纹,并带有封装镇物用的销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修缮中被取下,一直存放在库房中。此次回放太和殿宝匣内的镇物包括金锞和五经、五色缎、五色线、五香、五药、五谷等物的残存部分。仪式上,时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宣读了关于太和殿修缮经过的《太和殿修缮工程纪事》(简称“《记事》”)。随后,该《纪事》与其他镇物由工作人员分别装入黄色锦囊袋中,并一同放入宝匣中。封装好的宝匣,由太和殿施工负责人郑重地交给预先选定的工人,再由工人沿着屋顶正中通向龙口的瓦垄登至龙口位置[9]。期间由多名人员陪同前后,称之“护匣”。太和殿宝匣回放入龙口后,工人将预先备好的扣脊瓦和泥砌好,即完成“合龙”仪式(图4)。
宝匣内的“宝物”可称为镇物。镇物亦称避邪物,是我国民间信仰习俗,指用于镇墓、镇宅、镇鬼祟等民俗品物。镇物之俗由来已久,如西汉时期屈原所著《楚辞》中即有“白玉兮为镇”的说法,南北朝梁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亦有“十二月暮,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以镇宅”的记载。镇物所辟克的对象多为鬼祟、物魅、妖邪、阴气、敌害等内容。镇物具有先验性、间接性、多用性、神秘性的特点[10]。“先验性”即其功能与价值来自于神话或宗教巫术的观念,而并非现实中的事实和科学法则;“间接性”即镇物并非直接作用于对象,而是通过对镇物本身的接触、感应、联想等方式而达到的一种心理安慰;“多用性”即镇物因时而存,因地而异,因人而用,集合着多方面的功能信息;“神秘性”即镇物与被镇者之间缺乏实际的、显著的联系,因而表现出神秘迷离。此外,镇物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并代替古人承受各种实际灾祸造成的危险或者神怪鬼祟造成的各种心理压力,因而镇物还有精神信仰的成分。古建筑中镇物的内容很广泛,如门神、对联、剪纸、钱纹、石狮、经文、佛像、祖宗牌位等,以实现古人消灾驱邪的愿望。
a—太和殿宝匣; b—部分放回太和殿宝匣的镇物; c—郑欣淼先生宣读《太和殿修缮工程纪事》; d—龙口; e—宝匣入龙口; f—合龙后屋顶。
图4 太和殿宝匣合龙照片
Fig.4 Photos of Helong of the costful box of Taihedian palace
紫禁城古建筑宝匣内的镇物内容比较丰富,多为五金(五种金属的元宝)、五种颜色的宝石、五种绸缎、五种丝线、五种香料、五种药味、五种谷物、经卷五页、铜钱(12或24枚),以及施工记录等[11]。如太和殿宝匣在1958年的工程修缮中被取出,部分镇物已腐烂。文献[12]基于太和殿宝匣实物及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时宝匣内镇物的档案,归纳了太和殿内宝匣的部分镇物明细,即金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三两四钱五分;银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一两八钱五分;铜锞一锭,牌一个,共重四两;铁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三两;锡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三两;金钱八个,每个重一两七钱;五色宝石五块。五经五卷;五色缎五块;五色线五绺;五香各三钱;五药各三钱;五谷。其中,“五经”即佛经中的忏悔咒;“五香”即红绛香、黄芸香、紫沉香、黑乳香、白檀香;“五药”即生地黄、木香、河子、人参、茯苓;“五谷”即高梁、黄米、粳米、麦、黄豆。关于宝匣镇物之“金钱”“五色宝石”,2018年9月故宫养心殿修缮取下的宝匣中就有24枚印制“天下太平”汉、满文字样的铜钱(金币),材质为16K金;宝匣内的五色宝石包括5颗小宝石,均有钻孔,黄色、棕色、蓝色和绿色宝石材质均为玻璃,紫色宝石为水晶,颜色代表了五行属性[13]。另关于宝匣镇物之“五色缎”“五色线”,文献[14]获得的清慕陵隆恩殿宝匣内镇物清单可作为参考,即“五色缎”包括蓝、绿、红、黄、白五种颜色的绸缎;“五色线”包括蓝、绿、红、黄、白五种颜色的丝线。紫禁城部分古建筑内宝匣内镇物照片见图5。
a—5种宝石; b—5种丝线、绸缎; c—5种元宝; d—24枚铜钱; e—佛经; f—中药。
图5 宝匣内主要镇物
Fig.5 Main contents of Zhenwu in costful box
宝匣埋设的屋脊部位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观点[15],认为人生于天,个人及社会行为均与天同构,天的阴阳、四时等规律既对人间秩序起决定作用,同时也通过灾异祥瑞谴告帝王统治是否合理。屋脊是建筑的最高位置,对古人而言,这也是最能与“天”接近的位置。按照我国上古神话,自从“绝地天通”以后,地上的人们和天界的联系便被阻断,只有那些大德之人和圣灵才可能终致与天感通,因而若欲进入天上神仙境界,不仅要广修其德,而且要有藉以交通上天的“天梯”[16]。紫禁城古建筑屋脊犹如“天梯”的最高点,在这个位置,宝匣更有利于被上天感知,并且在上天的助力下,宝匣中的镇物能够更好地发挥驱灾辟邪的功能。而古代帝王为“君权神授”的代表,授意工匠将宝匣埋设于屋脊正中,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体现了对上天的敬仰和虔诚。
宝匣埋设的“中”位置亦具有古代政治和儒家文化内涵。“中”的基本涵义是指和四方、上下或两端距离同等的地位。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释“中”为:“中,内也。从口、|,上下通[17]。”这里的“内”,显然有与“外”相对的意思,而内外之别是人对自我与环境关系的一种重要认知,与之相关的还有“中”的另一个主要含义:“方位在中央”。从古代政治角度来看,“中”代表皇权政权。战国末期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有“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可说明“中”在营建都城、宫室规划的重要性。从方位角度讲,“中”反映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思想[18]。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根据对天空的长期观测,认为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位置永恒不移,为天帝的居所,并称为“紫宫”。古代帝王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都自比为“天子”。既然“天帝”住在天上的“紫宫”,那么他们在人间的住所也应该可以称为“紫禁城”。相应地,紫禁城的位置即为大地的中心[19]。紫禁城内的建筑均为古代帝王服务,其营建过程多有体现“中”的做法,宝匣放在屋脊“中”即为其中之一。从儒家文化角度讲,“中”代表和谐关系。战国时期子思著《中庸》载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0],认为“中”是天下的大本原,“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律,能够达到“中和”,那么天地方能安处其位,万物才能生生不息。而宝匣安放于建筑正“中”,亦体现了对称、均衡、整齐、规矩、平稳等和谐法则,亦是人的行为与建筑格局保持和谐的思想体现[21]。
宝匣的位置、安装及取出过程的称谓都离不开龙。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象。如春秋时期孔子认为是“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22],即龙是由气团组成的气类物体;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把龙的形象描述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23],即认为龙是一种能屈能伸的爬虫类神性动物;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对龙的形象则进一步具体化,“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24],认为龙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综合体。除了丰富的形象之外,龙有着非凡的能力。原始社会时期,古人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无力改变自然界的某些现象,希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他们避开灾难,龙则是他们认为能够逢凶化吉的神灵,因而古人对龙图腾产生了崇拜[25]。随着历史的发展,龙又成为显示吉祥灾变的神物。凡是统治者的作为顺乎天意,国泰民安,就会有龙之类的神物来显示祥瑞,如《史记》载有“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26],即因为黄帝有土德,黄龙与大蚯蚓一起出现;相反,当国家有灾难时,亦有用龙来征兆不祥,如《汉书》载有“刘向以为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象诸侯将有幽执之祸”[27],即将龙困于井中来暗示国君有被囚禁之危。而龙与帝王的联系,早在三皇五帝传说时代就非常密切。有研究表明,伏羲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这两个被尊为人类祖先的显赫人物,在传说中就是人龙结合的形象[28]。龙除了是帝王的象征外,还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能够充当帝王通天的工具,帝王亦通过龙的神圣来宣扬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明清时期,龙已经成为帝王的专用词,紫禁城任何与帝王相关的内容均带有“龙”字,如皇帝的容貌称为龙颜,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马车称为龙撵等;而皇帝所使用的建筑则多采用龙的图腾,如太和殿就有各种龙纹达13 000多条[29]。由上可知,龙在紫禁城中是帝王的象征,也是民众崇仰、沟通天地的神灵,具有集皇权与信仰一体的功能,因而与宝匣相关的“迎龙口”“请龙口”“合龙”等用语均与龙相关。
从镇物清单来看,紫禁城古建筑宝匣内的镇物数量多为“五”,而紫禁城的皇帝也被称为“九五至尊”[30],可见“五”字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汉字“五”在古文字阶段被写成“乂”与上下两个“一”的组合体,且“一”使“乂”封闭,并组成数字“二”。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十四对“五”的解释为:“五行也。从二,陰陽(阴阳)在天地閒(间)交午也。凡五之屬(属)皆从五。乂,古文五省”。这段话的意思表明,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五种元素,即金、木、水、火、土组成五行;而“五”字依据“二”为字根,“二”表示天地两极,“乂”则代表阴气和阳气交错,因而“五”表示阴阳两气在天地间交错。古人在五行基础上,又衍生出与“五”相关的天文、地理、社会等相关概念[31],如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由上可知,镇物数量多采用“五”字,其根本内涵在于:“五”并不在于单纯计算用的数概念,而在于由数概念所隐喻传达的宇宙观方面的蕴含[32]。
另从镇物的内容来看,每种镇物有着特定的含义。“谷”是“穀”的简体字,而“穀”在古代是粮食和庄稼的总称[33]。由此可知,“五谷”寓意年成好、粮食丰收。古人认为,“金”是白青赤黑黄五色金属的总称,久埋在地下,不产生朽败的外层,千锤百炼,不损耗变轻,顺从人意,变更成器[34]。由此可知,“五金”寓意用于军事、生产和生活的冶金制造业发达。“五色线”自古以来就是辟邪祛病的镇物,如《初学记》载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35],又如《晋书》载有“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36]。“五色石”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曾经是女娲补天的材料[37],而考古发掘的玉石,大量研究表明古人用它们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38],因而“五色石”对古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镇物价值。铜钱是我国古代流通的货币,同时也是古代“压胜”(古代用符咒来制伏对手的一种巫术)的必备物品,常用于建筑营造、岁时节令、宗教信仰等活动时供奉、馈赠、佩戴、纪念、赏玩、占卜等,寄托着古人渴望消灾、辟邪或崇尚吉祥、富贵、多财、功名和美的愿望或意念[39]。紫禁城古建筑宝匣内铜钱多印有“天下太平”字样,寓意古代帝王对驱邪避灾、国泰民安的祈盼。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药材,此处寓意祛病延年。镇物中的佛经文本被古人认为有“灵性”“善恶报应”等神性特征,如唐临所著《冥报记》之《卷中》部分载有“男女六十余人。一时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花经。船在水入。妾头载经函。誓与俱没。妾独不没”的故事。由此可知,镇物中的佛经是镇妖驱鬼的“保护符”。
宝匣的合龙仪式属于祭祀活动,即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表达对神灵或祖先的敬意,祈求得到护佑。祭祀活动在古代极受重视,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就载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把祭祀和战争当作国家大事对待。在清代,祭祀活动可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其中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只、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40]。易知,紫禁城古建筑“合龙”仪式属于中祀等级。一般而言,祭祀用具包括祭品、祭器、祭服,而宝匣、镇物均包含上述内容。从祭品内容来看,我国古代祭祀用品种类繁多,肉类、粮食、玉、丝绸等物品均能作为祭品。如《辽史》卷34《兵卫志》载有“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钦定大清会典》卷152载有乾隆年间坛庙祭祀“用黍二石九斗二升八合,稷四石二斗四升,稻十石四斗七升”,《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80则载有“每岁额用郊祀制帛,青色十有二端,黄色一端,青色告祀祝帛二端”等。上述粮食、玉、丝绸的保存时间相对于肉类要长,因而在古建筑合龙仪式的祭祀活动中,与“五金”、铜钱等其他镇物一起被封于宝匣中,既为镇物,又是长期的祭品。从祭器角度来看,其为盛放各种祭品的器物的总称。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中,祭器材料有陶、铜、木、瓷、玉等,形式有爵(酒器)、簋(盛放粮食的圆形容器)、豆(盛放食物的容器,像高脚盘)、俎(四脚方形盘)、尊(酒器)等[41]。而宝匣亦可认为是一种祭器。由于宝匣要长期埋设于正脊内,基于长久保护角度考虑,宝匣内的“祭品”被封装保存是极其必要的。从祭服角度来看,祭服属于礼服[42]。我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在祭祀时期穿礼服,以表庄重之意,如《周礼·春官·司服》载有“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在清代,随着祭祀等级、规模、时节和场合等情况的不同,皇帝会穿戴不同的服饰来行祭祀之礼,以体现虔诚之心。由此可知,紫禁城古建筑合龙时匠作首领须“披红簪花”、官员须“穿朝服”等为祭祀时礼节所需,以相应于隆重、庄严及对“天神”敬畏的场合。
此外,从参与祭祀人物来看,“未婚男工”进行具体的“合龙”操作,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古人把未成婚的男女称为童男童女。童男童女一般年龄小,思想处于启蒙阶段,易于接受“天神”教化。我国在古代就有童男童女参与神祀活动的记载。如汉代司马迁撰《史记》之卷六《秦始皇本纪》载有“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麦积山石窟的第123窟有西魏时期“童男童女”塑像,有分析认为这是利于佛祖“诱开童蒙”做法,以利于教化开悟众生[43]。现代社会的一些民俗祭祀活动,如广西贺州黄洞村还盘王愿仪式,童男童女是主要的参与对象[44]。紫禁城古建筑“合龙”仪式中,仅用童男进行“合龙”,不仅包括上述便于天神教化的思想,而且还包含着古代的阴阳理念。古人认为万事万物如天和地、山和水、男和女、雄和雌、上和下、东和西、白与黑、神和鬼等都存在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为此含义。紫禁城古建筑屋顶合龙,实际是人们希望通过神灵来驱赶鬼魅。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论衡·论死篇》认为“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45],即鬼属于阴气,需要用阳气来“镇”。从与天神呼应的人间代表角度而言,男性为阳,而童男可谓朝阳,不仅更适合于作为驱鬼辟邪的人间代表,而且其身份更有利于受到“天神”的赏识或认可。不仅如此,我国传统祭祀文化中,多用代表阳气的雄性动物作为祭品,如《搜神记》第68则《严卿》部分,举行祭祀仪式需要用雄狗[46];又如现代社会中昆明谷律、团结两乡的彝族工匠建房,在破土动工之时就用一只初鸣的雄鸡给木匠“行奠基礼”[47]。综上可知,未婚男工行“合龙”仪式,其主要原因是利于天神教化,利于用阳气来驱赶邪魔。
基于对紫禁城内古建筑屋顶宝匣、镇物及合龙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紫禁城古建筑屋顶施工快完成时,主要文化习俗之一即为在正脊正中埋设宝匣,宝匣内装有镇物,并举行“合龙”仪式。
2)宝匣埋设在屋顶正中位置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及天下和谐的思想;宝匣的位置、安装及取出过程的称谓都离不开龙,其主要原因在于龙具有集皇权与信仰一体的功能。
3)宝匣中的镇物种类丰富,且均有祈福或驱邪的精神内涵;每种镇物数量多用“五”,主要原因在于“五”寓意了古人的宇宙观。
4)宝匣的“合龙”仪式是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重要内容,镇物、宝匣及礼服可分别对应于祭品、祭器、祭服;未婚男工易于接受神教化且阳气更足,因而是行“合龙”祭祀礼仪的主要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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